其二，相应制度设计揭示了审查机关与被审查机关的关系。

四是由中共中央和全国人大双重领导、与全国人大常委会平行。诚然，立法过程中对草案文本是否抵触宪的审查属于立法程序的一环，称之为立法审查可能比合宪性审查更妥当，然而，不能否认内部审查基于宪法实施的意义。

其中，全国人大内部层面首先就要处理好与原法律委员会职能之间的关系，进而处理好与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其他专门委员会以及法制工作委员会等工作机构的关系。[3] 胡锦光：《立法法对我国违宪审查制度的发展及不足》，载《河南省政法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00年第5期，第7页。[46]为此，因应宪法和法律委员会的职权需要，需要通过制定新的法规范或者修改现有立法的相关规定，为宪法和法律委员会的有效履职提供制度保障。问题的关键在于，如何认识和调整因这种张力而导致的目标与实践之间的落差，尤其是如何既要保证常委会积极有效履行民主职能，又要避免其对大会职权的取代。宪法不但没有设立行使宪法监督职能的宪法委员会，即便是方案四提出的作为专门委员会的宪法法律委员会也没有进入最终文本，而是改为法律委员会，并且其排序也由方案中的第一位变为列在民族委员会之后的第二位。

[45] 前引44，胡锦光文，第74页脚注28。参见本刊特约记者：《人大议事程序的规范化建设——原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王汉斌访谈录（上）》，载《中国人大》2011年第11期，第53页。权力生产观所认为的各种社会不同领域的力量关系，在系统理论看来，都是各个社会子系统内部的自治运作，例如经济系统中强制雇员劳动、法律系统中通过监狱等暴力机器规训囚犯、医疗系统中对精神病人的强制医疗、科学系统中对违反学术规范的论文发表进行清算等。

[72]参见前注[65]，高宣扬书，第295—296页。而在符码层面上又是运作封闭的，教育系统对知识的教学与传授始终都在系统内部才能进行。福柯的知识考古学所要考察的是，在知识的创建历史过程中认知主体同其对象领域之间的关系，这首先包括了对于知识论述产生过程的整个历史事件的解构。因此，沟通乃是一种运作，社会系统借由此一运作，以自我生产的方式来建构、涵括自身，并且将它自己与它的环境区分开来。

因此，生产有约束性的集体决策主要是发生在狭义政治系统与行政系统之间，狭义政治系统将来自生活世界的公共意见进行筛选和过滤为政治主题，并将相关议题和决定转达给行政系统，再由行政系统通过国家立法的方式实现权力意志的普遍有效性。而权力的这种生产性不仅关涉知识和真理，福柯也意在展示权力如何生产兴趣和欲望、如何生产身份和主体。

借助纲要，教育系统衔接上了全社会的要求。[6]参见[德]贡塔·托依布纳：《宪法的碎片：全球社会宪治》，陆宇峰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16年版，第120—122页。知识具有学术性与规范性的双重性质，学术性体现在知识作为真理标准成为个体在现代社会不断改变和调整自我行为的客观依据，而规范性则表现为通过知识的塑造来实现社会区隔化的功能，即正确对错误的否定、正常对不正常的排斥、理性对非理性的驱逐。事实上，角色构成了我们系统模型的基础。

[27]See Luhmann, supra note [18],at 253. [28]See Michael King Chris Thornhill, Niklas Luhmanns Theory of Politics and Law, Palgrave Macmillan, 2003,p.70. [29]Ibid.,at 109. [30]有关政治系统套套逻辑与解套套逻辑的阐述，参见李忠夏：《基本权利的社会功能》，载《法学家》2014年第5期，第23页。[49]正如他所做的描述：法国大革命以及随后的宪法与法典时代，似乎许诺过法律的统治不久将会实现。（二）例证1：权力与法 法律演化的现代性成就应当归属于法律系统的分出与特定化，并在二阶观察的维度上，为全社会系统提供了化约复杂性的方式。[70] 第三，权力与知识的相互寄生。

[20][德]鲁曼：《社会之经济》，汤志杰、鲁贵显译，联经出版公司2009年版，第72页。对此，哈贝马斯在《现代性的哲学话语》中曾激烈地批判福柯的权力生产观，认为他对现代性的批判始终是建立在主体哲学之上的。

但从整合、统一到多元的变迁，实际就是社会形态的演进史，卢曼将之总结为古代的区隔社会、前现代的层级社会和现代的功能分化社会。[98]张美川：《自我技术与权力关系：福柯晚期理论中的主体化困境》，载《社会理论学报》2004年第2期，第412页。

卢曼对此也表达了自己的担忧，他反对福柯将权力视为社会控制或普遍限制的手段，因为如此一来，将会影响社会子系统为有效应对现代社会中不可避免的高度复杂性而进行自主选择和排除的能力，否定由此形成的社会功能分化的格局。[72] 显然，在系统理论中专属于科学系统与教育系统的知识运作，已经受到来自权力/知识的相互寄生关系和权力对知识生产结构的挑战，科学系统与教育系统的功能分化受到政治系统的去分化影响。而权力所欲实现的普遍有效性，则必须借助法规范的符码转译，所以权力与法规范、真理等沟通媒介同等重要，并不存在权力对其他社会沟通领域的效力宰制。[56] 在微观方面，平等原则与契约自由是福柯权力驱逐论的具体说明。因此，在权力生产观的建构中，人始终被置于消极被动的地位，人的价值被贬抑而非提升。这里涉及双重偶联性（double contingency）的问题，即当自我（ego）将信息与告知做出区分并向他我（alter）传递选择了的意义（现实性/可能性）时，他我是否会理解并接受自我所做出的选择？如果他我拒绝接受或理解偏差，那从自我到他我的沟通就无法实现，系统运作也难以接续。

福柯深入分析了知识如何参与到权力运作策略的制定过程中，以及知识如何为权力运作制定一系列社会标准和基本规则。[88]而以权力与金钱为象征的政治系统和经济系统则不断入侵着以理性商谈为主导的生活世界，例如行政官僚和专家系统拉起了科学理性的大旗，不断压制公共领域的沟通与意见表达。

[105]卢曼认为，系统理论对人本主义的影响，就在于自创生的系统理论防止了凡事皆回溯到人的考量，也就是对主体性的解构或者说排除了人本主义[106]。而这种借助职业生涯的涵括，只有在个体具有社会所需要的社会能力、符合社会发展的需求时，才会成为可能。

摘要:  在功能分化的现代社会中，以卢曼为代表的权力媒介观和以福柯为典型的权力生产观形成了针锋相对的价值立场。而风险社会恰恰就是要应对这种由现代化自身所引致的危险和不安，[2]所以为回应来自社会体验与行动的高度可能性以及与之伴随的选择上的偶联性（contingency），功能分化建构了为化解社会复杂性而孕生的社会子系统。

[103]参见关启文：《福柯的权力/真理观：批判与回应》，载《社会理论学报》2020年第2期，第316—318页。卢曼认为，就人类有限的行动能力而言，在特定的时间与地点，只能处理和应付一定数量的复杂性[14]，因此最佳方式就是把社会沟通分配给不同的领域，[15]使每一个领域履行整体社会的某些特定功能，以此达到简化社会复杂性的目的。[61]教育系统的二元符码可以表述为成绩好/成绩坏或者成功（通过）/失败，这种符码的筛选与个体的生涯发展相关，也就是通过教育系统所实现的针对未来的社会机会与职业道路而对个人进行的评价、比较和选择的社会功能。（三）例证2：权力与知识 根据社会系统理论，知识的生产归属于科学系统，而知识的教学则属于教育系统。

（一）权力的生产性：主体性的塑造与去分化的宰制倾向 现代权力理论的共同特征是反对将权力简单地化约为消极制裁与肉体惩罚，认为权力应当被赋予多元的价值和特征。但权力生产性似乎消弭了不同社会领域彼此之间的界限，政治权力以牧领的身份深入生活世界的细枝末节之中，正如福柯所描述的：……对身体的无穷无尽的监督、无时无刻的控制、谨小慎微的肢体定位、没完没了的医疗检查或心理检查以及一种微观权力。

结构耦合是指一个系统持续地以它的环境的某些特质为前提，并且在结构上依赖于此[109]。第三，知识的生产确立了社会统治秩序的规范与标准，知识实际参与了社会的区分。

沟通还具有衔接性，一个单一的沟通事实上是沟通链的一个部分，每一个沟通都源自另一个沟通，并且衔接上其他更进一步的沟通。换言之，知识结构就是不同时期主流话语的表达，不同历史阶段的知识模式掌控于社会的决定性力量之中。

[43]法律的实证化与法律的一致性密切关联。比如，通过区分出理性与疯狂、知识的生产者与接受者、性话语的道德与不道德、日常行为的常在状态与例外状态等，个体明确了现代社会的生存标准并对应填补自身的欠缺，使自己成为权力意志所建构的现代社会中正常的人和健康的人。[37]Michel Foucault, Truth and Power, in James D. Faubion ed.,Essential Works of Foucault 1954-1984(Volume 3:Power),translated by Robert Hurley and others, Penguin Books, 2002，p.120. [38]参见[法]米歇尔·福柯：《性经验史》，佘碧平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90页。但是，就是在这个时代里，法律统治已经开始后退了。

贝克的风险社会理论在一定程度上佐证了福柯的权力生产观，科学理性在难以克服自身过度张扬的情况下，又受制于政治动力的利益博弈，权力对科学指手画脚。现代社会的功能分化决定了政治系统的运作只能局限于特定的政治沟通领域，权力作为一种媒介，本质上是限定了权力运作的边界和范围，所以权力的媒介性体现出权力的一种自我限制。

社会的功能分化作为建构法治国的基本前提，[5]必须时刻警惕因为社会子系统的盲目茁生所导致的去分化危险，[6]而如果权力生产性比权力媒介性更具现实解释力，或者后者无力回应前者所衍生出的质疑，则意味着去分化与权力对生活世界的宰制将存在合理空间，这对于启蒙以来所不断追求的政治民主社会就构成了一种潜在威胁。[66][法]米歇尔·福柯：《知识考古学》，谢强、马月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年版，第4页。

[5]参见李忠夏：《法治国的宪法内涵——迈向功能分化社会的宪法观》，载《法学研究》2017年第2期，第3—23页。[36]参见黄结梅：《福柯的启示：策略性模式的权力分析》，载《社会理论学报》1998年第2期，第333页。